善于使用文稿实施领导，或报告工作、宣传政策，或释疑解惑、统一思想，这是党的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工作能力。邓小平是善于“拿笔杆”写稿、改稿的领导人。革命战争年代，他既组织打仗、建设，也负责报告、宣传和动员工作，经他手的决议、指示、计划、电报难计其数，他写作或组织写作的工作汇报、大会报告、文章更是比比皆是。建设和改革时期，他是党的八大等大会的文件起草组成员，领导了党的十二大、十三大以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献报告的起草，参加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等重要政治文献并逐篇审定修改了自己的文选。从邓小平留下的文章和修改的稿件里，可以一窥他写稿、改稿的习惯和思考方式。
写文章“主要是要意思好”
邓小平认为，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意思好的关键是站位要高、认识要到位。邓小平写稿子重视指导实践、服务大局，注意从局部和部分的工作出发，提出对全局带有普遍意义的意见和思考。1944年7月，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用700余字的电报，简洁、清楚地回复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根据地各方面工作内容的十个问题，毛泽东看后评价说，“此报很好”。其中对于如何团结党外人士，邓小平报告说，调整办法是：开生产运动、生产劳动等会时，请参议员和一些经营生产好的士绅参加；对政权中党外人士整风的方法加以改善；增加时事教育，纠正生硬方式……寥寥数语，清晰明了。毛泽东过了数日后再次致信邓小平，肯定这封报告“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撰写《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从中原地区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整套适合新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工作的政策，而且列举了具体的经验和实例。毛泽东将它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称“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1956年，邓小平作为党的八大文件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在起草、审改大量会议文件和发言时，特别注意吸收、贯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讲话的主旨和实质，完整准确地表达中央的意图，深受与会者的赞扬。在写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邓小平在第一部分亲自加写了约1700字的内容，充分论述了党所处历史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党组织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并提出党的建设的总任务，使得这一部分提纲挈领，成为整个报告的纲。
意思好的关键是观点要鲜明、要有针对性。邓小平在讨论会议文件时提出：党的八大议题和安排发言，应该突出讨论国家经济建设的主题。他举例说，像工业方面，除了一些比较系统性的发言外，还要组织那么二十几篇稿子，这样才表现出会议是在讨论建设这个重点。毛泽东当即表示：小平同志说得对，这一次重点是建设。在邓小平的建议和组织下，68人作了大会发言、45人作了书面发言，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主题展开方方面面的讨论，非常热烈、深入。李雪峰回忆说：我在党的八大上关于工业方面有一个发言，起草完给小平同志看，他审阅后认为“可以”。结果，我在大会发言之后，他听后问我：怎么搞的？不是原来的稿子，原来的稿子可以嘛。我回答，这是又请“秀才们”修改过的。小平同志说，坏就坏在这里。他认为，有时修改后的文章面面俱到，不能突出重点。
“稿子应有新内容，要回答和解决一些问题”
邓小平作大会讲话，一般不事先准备稿子，都是有感而发。只有在一些重要场合，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进行深入阐述时才由别人帮助起草稿子，而且往往自己先口述主要内容或者拟列提纲。1978年10月，邓小平在筹备中国工会九大的致辞时，和起草组同志谈话说：“现在这个稿子很平淡，没有鼓动性，稿子应有新内容，要回答和解决一些问题。”接着，邓小平提出稿子内容应包括实现现代化、发扬民主、贯彻按劳分配、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教育工人爱厂如家、反对派性等内容。同时，邓小平介绍了他在东北视察时提出的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业务工作上来的思想。他的这一想法，需要有相当的胆略和勇气，也让听者为之一振。起草组同志把邓小平的口述内容整理进中国工会九大的致辞稿中，提出“开始新的战斗任务”的观点，隐含着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意思。看到稿子后，邓小平又加写了两段话：一是在原稿的“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之后，加写道：“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二是加写了关于厂长负责制的一段话：“我们的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要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这两段话实际上是把改革作为党的方针、作为全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提了出来。有了这两段话，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上的致辞《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有了更高的视野和立场，不仅成为新时期指导工会工作的纲领性文献，而且吹响了改革的号角。
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原本筹备的讲话稿，定好的主题是讲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然而经过会议前期的讨论，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没有太多阻力。但是，在历史转折关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突现出来，需要党的领导人抓住时机，作出回答，指明方向。邓小平准备好了！他深思熟虑，亲笔在16开的白纸上拟了包含七个方面内容的提纲，共3页，近500字。经过与写作班子多次探讨后，这个提纲最后形成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重要讲话提出并回答了人们关注的实现历史转折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被誉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
邓小平写稿子或者指导工作人员起草文件、报告时，总是要求压缩文字、把复杂的问题说得清楚易懂，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能理解并接受。1950年9月，西南财政部起草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对五〇年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指示》送邓小平审核。邓小平对这份文件作了很多修改，并写了一段评语，“这个指示内容无问题，文字拿不出去，重复的话很多，至少可省略一半。请你们重新写过”。1979年3月，为了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他专门约写作组谈稿子。他说：现在文字太多，枝叶太多，比较平淡，吸引力不够。现在要强调的只是几个问题，语言太多，把要突出的问题冲淡了。这篇讲话是政治性的讲话，不需要讲很多理论的话。这段话比较典型地反映了邓小平对讲话稿的要求。
1980年10月，邓小平审阅《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时对中央负责同志说：“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讨论稿经过反复修改后，于1981年5月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邓小平在会上肯定了这个稿子的基础是好的，“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一点……如果大家讨论当中能够在一些地方压缩点篇幅，那更好了”。1982年6月25日，党的十二大报告框架出来以后送他审阅，他说：报告架子可以，但要写得精彩些、短些。1983年12月，他在审阅有关同志起草的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稿时，作出批示：“一个问题几句话就够了，不宜解释太多。我看文字压缩一半，更为恰当。”
邓小平为什么能在日理万机中更好更有效率地处理文稿？一方面是他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他说过：“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邓小平非常注重打磨文章的立意和思想，1956年他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与起草组反复讨论了十几次。他领导写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仅收入《邓小平文选》的谈话就有九次。他89岁高龄还亲自主持编辑并逐篇审定《邓小平文选》，稿子打磨得逻辑严密、理论扎实。另一方面是他的文章言之有物、有感而发，既有切切实实的解决方案，也有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因此情理交融，富有感染力。“文革”结束后，1977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这一决定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对于复出工作，邓小平在大会发言中讲道：“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这一段近乎内心剖白的大会讲话，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看淡个人得失的崇高风范，感动了无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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